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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热点与未来展望——基于对2021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的统计分析
[浏览次数: 10    最后修改时间:2022-04-06 ]

一、栏目设置与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

(一)栏目设置概况

2021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共转载了144篇文章,与2020年相比较减少了1篇。2021年共设栏目17个,与上一年度相同。主要栏目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等专题系列栏目(44篇)、“比较与借鉴”(25篇)、“改革与发展”(22篇)、“理论研究”(18篇)、“教师与学生”(17篇)、“职教治理”(14篇)、“课程与教学”和“质量与评价”两个栏目(各2篇)“比较与借鉴”成为每期必设栏目。

(二)源杂志转载量情况

2021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转载的144篇论文来源于全国33种学术期刊和《中国教育报》,源杂志数量比2020少了7种。以下选取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前十名进行排序(表1)。从近三年的源杂志转载量的比较来看,《职教发展研究》(南京)、《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比较教育研究》(北京)、《江苏高教》(南京)、《教师教育学报》(重庆)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这5种杂志的被转载量有明显增加,使其在2021年源杂志转载量排名中进入前列。


(三)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所转载的144篇论文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作者的文章有84篇,占论文总数的58.3%。大多数文章来自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类高校(本文只统计了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来自教育研究机构的文章有17篇,占论文总数的11.8%,其中来自教育部的文章有9篇,占论文总数的6.3%。来自高校的文章共有127篇,占论文总数的88.2%;其中来自普通本科高校的有58篇,占论文总数的40.3%;来自师范院校的有36篇,占论文总数的25%;来自高职高专院校的有33,占论文总数的22.9%(表2)。


二、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建党百年来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研究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学者们围绕百年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走过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显著成绩、积累的丰富经验、未来的发展脉络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探索。有学者把职业教育的百年发展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革命中构建职业教育(1921—1949年),具体可划分为中国共产党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不断探索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在建设中重构职业教育(1949—1978年),具体可划分为职业教育的改造整顿期(1949—1956年)、职业教育的调整发展期(1956—1966年)、职业教育的特殊探索期(1966—1978年)。第三个阶段是在改革中再构职业教育(1978—2012年),具体可划分为从分配到分流的职业教育、从分流到分层的职业教育、从分层到分类的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再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职业教育在复兴中开新局(2012年至今)。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愈发清晰,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尤其是本科职业教育的逐步推广,将会从数量和质量上大大改善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国家从提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推出了一系列“提质培优”的新举措,这些都将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更上一个新台阶。也有学者将建党百年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是建立新中国时期,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解放战争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职业技术教育服务革命、应战争之需的实然路径。第二个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接管改造调整整顿阶段、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阶段、1961年半工半读阶段的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脉络。第三个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分析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阶段、党的十四大召开后阶段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实施后阶段、2010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之后我国职业教育的着力点和落脚点。第四个是十八大以后,提出职业教育应遵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探索独具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施高职院校百万大扩招,以职业技术教育推进脱贫攻坚战等改革发展举措。也有学者以建党百年为契机,分析了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策略演变轨迹的四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一战结束至二战)。该时期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失业问题和社会混乱问题。为有效应对这些社会难题,需要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水平,因此技能型教育被逐渐提出。第二个阶段是教育公平主义推动下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时期(二战至20世纪60年代)。该时期,主要策略包括全面覆盖培训对象(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倡导职业指导,出台实施《职业指导建议》(第87号),关注贫困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第三个阶段是人力资源开发下的体系建设(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该时期出现人力资源开发的概念,主要表现为着重强调职业技术教育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同步发展,倡导开发职业培训标准。第四个阶段是学习型社会和知识经济主导下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21世纪以来)。该时期的工作核心和重点在于强调终身学习,发展技能认证机制,加强社会对话与公私合作,关注工作场所学习,强调工作过程学习和在工作场景中实现技能提升;在内在逻辑上,核心价值是社会正义、决策思路是三方共赢(政府、雇主和劳工)、行动路径是与时俱进。也有学者将建党百年来的职业教育的演进历史分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将实践成就归纳为以下四条:一是艰难推进工农教育,实现了“求生存”的目标;二是改造发展职业教育,实现了“为生活”的目标;三是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实现了“促发展”的目标;四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实现了“人生出彩”的目标。也有学者将建党百年来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分为了工学并举模式,即探索阶段(1921—1949年);半工半读模式,即建设阶段(1949—1984年);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即确立阶段(1985—2013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即深化阶段(2014年至今)。所呈现的变迁特征有需求变迁,从单一需求走向双重需求;主体变迁,由单一主体跨界多元主体;发展变迁,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

(二)技能与技艺教育研究

以职业技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技能型社会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在职业教育促进技能形成方面,过程性方式可以分为内部制度化和外部制度化培训两种,有学者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制度的形成过程及企业在制定并执行增强职业技能所采取的具体举措。首先,宏观方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制度设计,培训资金的来源渠道,紧随时代所需要的知识性技能,社会人力资源部门和职工利益代表方所组成的权益保障制度等等。指出德国“双元制”是制造业技能形成制度的典范,与之相比,日本技能形成制度的显著特点是政府介入和大企业内部劳动市场支撑。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要借鉴欧美及日本等国的先进经验,探索出符合我国劳动力特点和知识结构的职业技能水平提升制度。技艺劳育被认为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有学者研究了技艺劳育的三重逻辑。在理论逻辑方面,技艺育人观上指出技艺就是劳动,在劳动育人观上指出劳动涵盖技艺,在技艺劳育观上指出技劳必须合一。在技艺劳育的政策逻辑方面可以从三个时期来发现其内涵,一是技艺劳育的发展起步期(1949—1980年),该时期主要围绕动手能力的培养。二是技艺劳育的转型深化期(1981—2011年),该时期以技术教育为核心。三是技艺劳育的全面提质期(2012年至今),该时期以技劳融合为核心。有学者从法团式规制的视角研究了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历程。由于我国特殊的管理体制,职业资格认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包揽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多角度管控,我国职业资格认证“计划式”规制的终结可以归纳为背反与失灵。从我国职业资格认证法团式规制勃兴的特殊逻辑发现,我国职业资格认证“法团式”规制的勃兴可以归纳为调适与超越。基于组织安排方面联盟性组织扮演“公共权威”的重要角色、行动规则方面“嵌入式”制度供给取代“垄断化”行政权力控制、政治秩序构建方面“平等协商”替代“直接管制”的利益嵌入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职业资格认证法团式规制的运作范式。最后提出了我国职业资格认证法团式规制的发展路径:一是加快构造监管法团,营造多元共治的质量监管格局;二是重点实施权力清单,引导法团式公共权威的重塑;三是要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保障监管法团的法定权益。

(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技术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有学者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回顾了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演进,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独立建制过程中的本科职业教育独立设置时期,二是应用型本科转型发展时期,三是高职高专院校在教育体系中的层次化向类型化的转变时期,四是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学校升格新时期。国家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探索也逐渐迈开步伐,借助独立学院转设工作,推进一大批高职高专院校与本科大学的独立学院进行合并转设,进而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分类高考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了“制度—变量”结构变革,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推动了“背景—制度”结构变革,不同办学主体与职业教育间的张力作用推进了“制度—行为”结构变革。然而,随着职业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百万扩招的持续实施,学术界围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定位、内涵、办学主体、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系等重点难点问题展开了许多争论。定位方面出现关于开展本科职业教育必要性的争议、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之间的区别以及是否融合发展的争议,等等。内涵方面出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能否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职业教育类型的内涵如何界定、人才培养标准是高层次技术技能,还是岗位能力、高端科技、能力水平培养、理论技术学习,是培养“技术工程师”还是“产业技术工人”,学校设置标准、专业标准和人才培养方式与应用型高校的区别。办学方面更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如何寻求特色发展的根本考量,如职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标准如何参照,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比例,融高职高专与本科于一体的立体式教学设计,关于办学过程中的各类考核主体的归属问题。专业建设是办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关键之所在。有学者将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办学内涵区分为四种观点:第一种是不加区分,将两种形式的本科形式混淆在一起,可以简称为“照搬论”;第二种是忽略职业本科的特征,继续实施高职高专专业建设的要求,可以简称为“延伸论”;第三种是站在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的中间,可以简称为“中间论”;第四种是注重实践和行动,通过办学实践,不断探索出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可以简称为“行动论”。从历史沿革和理论发展两个维度来看,这四种观点论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是必然会出现的,同时也必将在职业本科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也有学者提出从生态位原理视角研究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的行动规制,提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时代诉求是职业本科发展的外部耦合,并提出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困厄:与产业发展脱节、与结构性就业脱钩、与其他类型教育的专业重复。基于专业群与外部环境的适配度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群生态位宽度的关键。也有学者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出我国发展职业本科的可选路径:一是着眼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必须进行结构调整,通过多种形式举办并宣传职业本科;鉴于我国特殊的多层次的教育需求,要发展专业学位,鼓励不同机构多样化办学;二是着眼于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应然向度,加强校企合作,创新产教融合形式,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三是着眼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职教20条的类型定位,发展本科职教就要基于场域分割,以分类治理避免学术漂移。

(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研究

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是职业技术教育永恒的主题。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前提条件是合作主体的理性选择。产权理论的理性选择原则有两个:理性选择的当事人能充分自由选择合作者、双方合作的良好基础要以合作共赢为根本出发点。校企合作的理性选择条件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双方拥有平等自愿的选择权,二是校企之间的合作应具有持久性,三是校企合作必须合法。由于各种原因,校企合作也会产生诸多矛盾。合作产权的有效保护成为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制度诉求。有学者提出了校企合作机制建设思路创新的有效路径:产权的有效重组,并阐述了产权理论的产权重组原则、合作产权重组的核心即双方产权能让渡并流转以及合作产权重组的运行模式,并提出了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一些建议:赋予职业学校充分办学权、探索构建完整的校企合作促进法,帮助解决利益分配过程中的矛盾、鼓励并引导有一定合作基础的学校、企业进行产权重组。校企合作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体现。为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有学者从权利视角分析了校企合作法治化的目标框架与制度供给。提出权利视角引入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权利基本内容从模糊转向清晰,权利获取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各类保障性政策制度有序建立。从国家层面规定权利标准、地方层面合理分配权利、校企层面明确实际权利三个角度说明了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权利内容有法可依;从让渡授权的合法化、权益关系的对等化、让权过程的动态化说明了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互利共赢得到制度的保护;从维护机制、约束机制、动力机制三个角度解读了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顺利开展的条件和基础。为确保产教融合的深入推进,首先要求对校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归纳整理、公开发布,放权赋能、递进落实,透明管理、多元监督;其次需要实行权利共享机制,配套相应的义务共担制度;最后完善权利保障体系,要树立跨界思维,利用各领域有效的法治体系,共同完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职业技术教育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以下两个重要命题: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艰难求索过程中是要全盘引进还是要本土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思维枷锁中是要寻求校企合作还是要坚持产教融合,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澄清两种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在比较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后发现,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要在经济模式转型下探索以下四个方面的有效路径:一是强化法制意识,对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中的矛盾,要诉诸法律法规的保护,也要借助政策和制度,寻求校企合作新的突破口,探索多途径多模式的合作途径;二是要强化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鼓励支持教师参与企业服务,提升专业能力,促进专业项目教学,通过技术服务提升校企合作的有效性,通过创新职业教育办学形式提升校企合作的多元性;三是强化学习型社会和知识经济主导下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通过校企合作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四是借助校企合作促进法厘清权责,明确义务。在企业参与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改革动机方面,也有学者从宏观视角分析了社会系统层面动机的影响,从中观视角分析了校企不同类型组织间的差异对动机的影响,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个体层面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机。

(五)作为类型教育的职教发展研究

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种类型而非一种层次的说法已被学界普遍接受并逐渐深入人心。有学者从层次到类型的角度系统总结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样态,即1921—1949年在革命中兴办,处于职业教育的积极探索期;1949—1966年在学苏中成型,处于职业教育的初步发展期;1966—1985年在迷失中重建,处于职业教育的初步发展期;1985—1996年在改革中发展,处于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与体系初建期;1996—2013年在规范中完善,处于职业教育寻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转向期;2013年至今在跨界中融合,处于职业教育的科学谋划与功能拓展期,尤其是国家出台职教20条等改革方案,确定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的法定地位。毋庸置疑,职业教育的发展直接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一是从“断头路”走向“立交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结构日渐优化,尤其是2014年以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了要建立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开通了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尤其是在高职院校试点本科教育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逐渐展开,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也可以发放学位证书,政府从政策层面也规定了法律效力。二是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日渐明朗。三是从封闭走向开放,职业技术教育走出去战略不断被加强。在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要遵循跨境办学理念,到境外去、到国外去办职业教育;现代职业教育要跨界,新时代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探索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跨界之路;现代职业教育要跨专业,结合大众创新和万众创业,培养复合型的技能型人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类型发展的实然路径:一是在职业学校招生制度上做文章,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在深化产教融合上做文章,构建“校企双元育人”新格局;三是在强化信息技术支撑作用上做文章,助推“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四是在推动“双证融通”上做文章,激发职业教育“立体式”内涵发展活力;五是在理论研究上做文章,打造“健康发展”新生态。有学者从类型教育的视角论述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向,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基于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中等职业教育应建立新的发展使命。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的系统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要明确中等职业教育功能从经济本位向教育本位转型的可行性,另一方面要明确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实现基础性转向的策略。也有学者从比较教育学的视角,解读了欧美工业发达国家技能战略与经济生产体制差异以及职业教育参与意愿与类型地位差异等,提出了重塑劳动光荣价值观念,深化教育体制综合改革和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改革,以及借助校企合作和行业协会,深化职业教育相关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等。也有学者从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直接接口的教育、职业教育质量决定着产品质量的高低、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民生的基础、职业教育影响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指明了现代职业教育地位空前之高,从职业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大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重叠交叉不断增加、现代职业教育正在融入人的终身发展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困惑空前之大。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特征与模式,职业教育的体系延伸不能偏离类型特征。通过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比较借鉴,从向上延伸和向上架构上指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必须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职业教育的根本属性不能改变,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或应用型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等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体系要有效衔接,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中要体现公平性和科学性。从职业技术教育的分类来看,有学者研究了职业教育作为课程类型而非学校类型的理论依据,这是从教育过程的角度诠释了职业技术教育是类型而非层次。从发展脉络来看,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高专不等于高职,短期职业大学的兴办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基础,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确定后,突出特色成为高职发展的核心问题。比较研究发现,国外在职业本科的发展上已探索多年,我国目前推行的职业技术大学也有章可循。有学者从比较的视角厘清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复杂的发展图景。比较不同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发现,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在办学制度上存在分轨还是合流的分歧。在人才培养上,校企合作广泛深入,职业教育生源多样、学制灵活,实践环节突出。在治理方式上,多方参与学校治理组织突出,政府与办学机构签订绩效合同,课程管理出现了双元制高等教育课程委员会,外部评估出现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认证署。在发展理念上“不同但是平等”深入人心。这些国际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专业设置、课程标准和实践教学上突出企业主体,彰显人才培养的类型特征;发展本科层次专业学位制度,鼓励不同机构多样化办学;在数量和质量的选择上,职业本科发展要更注重结构的调整来实现,而非简单扩充职业技术大学的数量。有学者从知识论与教育观的演变分析了什么是知识,梳理了“经验知识”的传授与职业学校的诞生历程,指出了从“技艺经验”到“技术知识”的递升之路,从“技艺经验”到“技术知识”的视角论述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的知识论逻辑,以更好地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互通共长”。有学者从结构功能理论中的适应、达到目标、整合、维持模式四个角度阐释了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指出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完整衔接,外部结构沟通顺畅,面向人人是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生态系统的功能定位,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生态系统的功能行动,民生功能成为其功能结果。

(六)职业技术教育扶贫研究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职业教育是实施脱贫攻坚战过程中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也是依靠教育实现“扶志”“扶智”的根本途径。有学者提出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客观上为扶贫工作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瞄准扶贫的根本问题,培养当地就业的地方应用型人才,为乡村振兴和脱贫集聚了人力资源的力量,继而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职业教育在影响扶贫成效上的突出问题,包括教育入口方面出现了贫困地区受教育者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意愿不强烈、学习目标不清晰、深度学习能力欠缺等问题。发展定位方面出现了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标准、学生发展导向与地方产业发展不够匹配等问题。培养机制方面出现了职业院校中高职人才贯通培养体制不衔接,如专业设置兼容性不强,贯通培养的格局、规模、质量与当前延迟就业、技能高移、学历高移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等问题。培养过程方面出现了职业院校实验实训和实习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增加了贯通培养的难度。教育出口方面出现了职业院校大学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意愿不强,结构性就业难题不断出现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贯通培养的持续性,导致贫困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后发力不足[23]。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县域职教中心在助力脱贫攻坚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县域职教中心在数量上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培养的职教学生也在不断增多,在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上有着一定的灵活度,能够更好地“掉头”和“转弯”,更灵活地适应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县域职教中心的推广也遇到客观的问题,就其原因来看,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职业教育投入度被严重压缩;贫困县域由于地处偏远山区,这导致职业教育“引进来”与“走出去”被严重限制;贫困县域的经济基础差,区域内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链,这导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水平被严重制约;贫困县域文化资源导致职业教育特色化建设难以支撑,贫困县域职业教育重视程度导致职业教育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基础被严重牵制。在拓展贫困县域场域的资本增量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行业、企业联系和合作,把握行业重大需求和政策导向,鼓励和支持组建高水平研究和专家服务团队深入当地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和服务等工作,利用创业项目在职创办企业。积极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重点实施技能型人才培训计划,深入推进校企合作,为企业培养与县域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技能人才。在提升贫困县域职校的行动能力方面要通过提振发展信心和强化发展自觉来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精准识变和科学应变来提升自觉求变的行动魄力、通过建立高效的内部关系网络和开放的外部关系网络来增强关系网络的构建能力[24]。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有学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表征。一是从农村贫困现象将依然长期存在和流动贫困现象日益严重说明了贫困治理对象正在由主要瞄准农村贫困向同时治理流动性贫困转变;二是贫困区域依然存在,返贫压力不可小觑,贫困标准线呈现动态状,贫困具有不确定性特点说明了贫困治理重点正在由消灭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三是从“运动式”的扶贫和贫困治理将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结合说明了贫困治理范式正在由集中性运动式治理向常规性可持续治理转变;四是从扶贫发展阶段和建立“三维资本”协同反贫机制说明了贫困治理路径正在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支持向“三维资本”投资治理转变。因此,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框架,一是要坚持乡村振兴为动力,将职业教育贫困治理与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目标结合;二是要强化统筹治理的理念,在共同富裕理念的指导下系统规划贫困地区劳动者技能培训体系;三是要凸显赋权提能的宗旨,将不同地区贫困劳动力的技能提升作为职业教育培训的重点;四是要尊重贫困群体差异性,在培训过程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尊重劳动者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进而提出通过落实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体系的“融合性”,核心在于体系的“现代性”,根基在于体系的“县域性”。在推行职业技术教育扶贫扶志的过程中,要从制度方面补齐漏洞,创新模式,激发制度红利。在全国大力推广数字化的新时代,职业技术教育也要广泛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在文化领域和宣传媒体上要注重价值导向,形成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内在自觉”,要协同发力,构建贫困群体积极的人格特质。

(七)职业教育治理研究

教育与经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并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其发展历程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脉搏。任何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都不能算是好的教育,任何撇开社会经济而谈论的职业教育都不能算是站得住脚的职业教育。有学者分析了美日等国的产业结构形态与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借鉴了欧洲制造强国的“二元制”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提出了我国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过程中如何依靠产业经济发展,如何助力经济社会转型,如何优化现代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如何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竞争力,如何在唤醒现时代职业教育新使命的过程中实现职业技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民营经济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量的中小城市。有学者从城市空间规模、人口规模、经济发展规模等不同视角对“中小城市高职院校”的内涵进行了诠释及对象确指,指出中小城市高职院校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地域、人口、人才引进等各方面原因,中小城市高职院校的办学遇到诸多困境和难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小城市各类资源有限,在办学资源,师资队伍等各方面无法与中心城市的高职高专院校相比;第二,因城市吸引力的不同导致中小城市产业聚集度偏低,不利于中小城市高职院校校企资源深度融合互通;第三,与大中型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在产业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教育资源、文化吸引力上普遍较弱,导致中小城市高职院校无法引进到优质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在高考招生等方面缺乏竞争力,不利于招选优质的师资与生源;第四,本地的高校毕业生一般都涌向大城市,能够留在中小城市就业的学生比例逐年下降,导致政府支持学校办学意愿不强。如何破解这些困境,有学者提出了以下路径:其一,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利用共同治理,聚焦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术委员会等民主治校制度、二级管理、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等关键领域改革;其二,外部办学环境的优化,紧抓校企合作的本质要求,主动服务产业链,构建产教联盟,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加强校企深度合作机制建设,施行现代学徒制和1+X证书制度,持续推进多方合作协同育人,与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密切配合、携手合作,共同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其三,以专业建设为内涵发展的突破口,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结构,使学科专业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建立专业适应性评估机制,制定指标体系,开展绩效考核,以听取行业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意见等方式,构建专业(群)动态监测与调整机制。同时以专业认证为抓手,出台鼓励专业认证工作的管理办法,制定专业认证工作计划和目标,做好专业建设进度安排,形成专业预警和淘汰机制;其四,坚持应用型学科发展定位,以高水平学科支撑一流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服务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学科—专业—产业”联动。进一步发挥中小城市高职高专行业办学优势,紧密对接地方产业发展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办学效益。

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职业本科:政策连发,走上台前

职业本科教育经历了从“转型”到“合作办学” “升格”,再到“转设”的过程。截至 2021 年 10 月, 全国共有 11 所高校获批更名为职业大学,我国职业本科院校的数量已达32所。《关于推动现代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职业本科 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并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 育。2021年 8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关于开 展“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规划编制工作的通 知》,要求拟升格的师范、医学、公安高等专科学 校,须为2006年及以前审批设立,原则上每个类型 每省(区、市)不超过1所。各省份的“十四五”教育 发展规划也相继加快了职业本科发展的速度。依 托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在未来,我们可 以预见,将有更多的职业本科院校诞生。但教育 部职业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如何落细落小?在 高职高专院校加速“升格”的同时,如何确保本科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产业 转型升级等国家战略,探索独具特色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这些基本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理论和 实践问题将不断突破。

(二)类型教育:准确定位,突破认识

2021年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之际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职业教育法》修订工作取得重要发展,职业教育迎来发展的黄金阶段,同时也肩负着更重大的历史使命。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新定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学者们对类型和定位问题研究的热潮也随之而起,如何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如何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如何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这些必将成为2022年度该领域研究的新热点。

(三)专业建设:明确内涵,重构标准

专业是职业学校办学的核心着力点,是链接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端与产业发展需求端的桥梁和纽带。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普职融通、职业本科、职业学位等都将不断向纵深推进。而专业建设是打通职业教育立交桥的最后一公里。作为职教20条中“职业教育要下一盘大棋,打一场翻身仗”的“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专业标准建设是盘活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是实现“升本不忘本、升格不变质”的核心因素。如何明确职业本科专业建设的基本内涵?如何重构区别于高职高专和普通本科的人才培养方案?如何以专业的提档升级引领带动各项事业整体发展?这一系列问题亟须深入研究,必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四)产教融合:完善体制,健全机制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要求。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产教融合。职业教育要通过产教融合的途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鼓励引导和吸引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如何培育市场导向、供需匹配、服务精准、运作规范的产教融合服务组织?如何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企业学院,延伸职业学校办学空间?如何优化校企合作政策环境?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如何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组合式激励?需职业教育学者积极回应。

(五)数字改革:创新发展,加快转型

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职业技术教育信息化已经开始进入到个性化学习的领域,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交互式学习、探讨式学习、创造性学习。这种转变提出了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从长远来看,职业教育信息化技术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迅猛,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和文化对信息化的要求不断提升,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职业教育教学与管理变革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实现信息化?信息时代职业教育教师教学能力如何提升?如何以数字化助推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将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重要落脚点。

(六)职教扶贫:精准发力,提升效能

我国已如期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职业教育功不可没。职业技术教育被认为是“兜底式”教育资源,其关键性意义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教育权利和促进个体能力发展。如何在类型定位的基础上构建面向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教育干预的总体实践框架?如何建立需求导向的职业技术教育实践框架?如何构建更大范围、更广空间、更多受益面的职业技术教育公平体系?如何更好地精准确定服务对象和提升服务质量?都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清强(1979—),男,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通讯作者)乐传永(196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成人教育管理、国际成人教育比较研究等。